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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陜西飲食文化-淺說陜北文化

發布時間:2018-03-07 所屬欄目:中西文化

一 : 淺說陜北文化

陜北物華天寶,人杰地靈。早在3萬多年前,這里就已有晚期智人“黃龍人”生息。中華民族優秀的歷史文化在這里積淀深厚,孕育出了全國獨一無二的歷史景觀和文化現象。

陜北,通常是指長城以南、黃河以西、子午嶺以東、橋山以北的廣大地區。總面積約平方公里。包括延安、榆林兩個地區,二十六個縣市。黃河由府谷縣北折向南流,縈回曲折,在東部形成與山西省的天然分界。境內有無定河、洛河、延河、秀延河、大理河等諸多水系,有橋山、子午嶺、雕陰等諸大山脈。陜北,是陜西省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陜北在我國歷史上是一個重要的地區。在周秦漢唐等朝代,陜北是周京灃鎬、秦都咸陽、漢唐長安的屏障;就是在宋金元明等時期,陜北也是軍事要沖、邊防重地。歷代王朝為了經略陜北這塊土地,曾付出了很多代價,耗費了大量的人力、財力。

陜北自古就是民族融合的“繩結區域”。從商周時代起,鬼方,獫狁,白狄,匈奴,林胡,稽胡,盧水胡,鮮卑,氐,突厥,黨項,羌,女真,蒙古,滿等少數民族先后以戰勝者的雄姿,走上這塊歷史舞臺,從而演出了一幕幕歷史壯劇。陜北成為華族(漢代以后的漢族)和其他少數民族融合與交流的“繩結區域”。在陜北形成了以秦漢文化為主體,融合了北方草原文化等少數民族文化的獨特文化個性。秦漢以前,陜北一直是畜牧區。西漢以后,農耕業才大量發展,成為半農半牧區。一直到隋唐時期,陜北南界的黃龍山仍然是農耕區和半農半牧區的天然分界線,這種狀況在宋代以后才逐漸有所改變。從陜北地名中,可以看出古代民族的地理分布和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著名語言學家羅常培先生曾指出:“被征服民族的文化借字殘留在征服者的語言里,大部分是地名。”因為地名是各民族文化起源,行政管理的真實記錄。

陜北:陜西北部也。通常是指長城以南、黃河以西、子午嶺以東、橋山以北的廣大地區。鑲嵌著延安和榆林兩顆耀眼的明珠。用美國記者斯諾的話來說:“人類能在這樣惡劣的環境生存,簡直是一種奇跡。”的確,正是陜北的貧瘠和落后,才孕育出陜北人吃苦耐勞的人文品格,涌現出一批又一批優秀人物。

陜北不僅是一個地理概念,更重要的是一個文化概念。作為中華民族象征的黃河、黃帝陵、萬里長城、黃土地,在這里神奇地融為一體。( 文章閱讀網:www.lamyxv.live )

歷史上,陜北文化有過幾次輝煌。第一次是軒轅黃帝時期。黃帝作為人文初祖,開創了人類文明的先河。第二次是戰國后期至秦朝初期。勞動人民用自己的智慧,修筑了長城,修筑了直道,創造了前無古人的奇跡。第三次是東漢時期。目前在陜北境內出土的大量的東漢墓葬畫像石、畫像磚,表明陜北的文化和經濟在漢代曾經擁有一個發展高峰期。第四次是明朝末年。陜北人十有八九投入了農民起義的洪流,寫下了中國農民運動史上極其光輝的一頁,我們不能不說這是陜北文化顯示的巨大力量。第五次當屬20世紀。

20世紀,現代文明、古老的農耕文化、草原文化、西方文明在這里發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撞擊。外國文人、中國文人中的優秀分子以及陜北土生土長的文人匯聚在一起,自然而然,南北文化、中西文化在這里撞擊、嬗變,為陜北的文化發展創造了一個千載難逢的機遇。20世紀,陜北文化放射出了耀眼的光芒。

1872年冬,比利時天主教士葉茂枝到靖邊縣寧條梁大溝灣傳教。1900年8月7日,靖邊民眾與教會爪牙發生沖突,成為民眾武力反教斗爭的直接導火線。直至1946年三邊解放,人民政府廢止了不平等條約收回三邊教區土地。正是由于外國傳教士的宗教信仰和陜北的傳統文化格格不入,才發生了長達47年的三邊教案。

20世紀初,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隨著北京“五四”運動的爆發,陜北人的文化觀念也產生了巨大的變化。涌現出了杜斌丞、李子洲、魏野疇、劉含初、呼延震東等一大批優秀人物。他們紛紛回到陜北傳播新文化、新思想。

1935年10月19日,是個不平常的日子。中央紅軍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征,剛剛踏上這片土地,便給陜北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從此,陜北開始了一個嶄新的時期——延安時代。

延安時代,一批批文人通過重重封鎖線奔赴延安,“割掉皮肉還有筋,打斷骨頭還有心,只要還有一口氣,爬也爬到延安城”便是當時大多數文人的心里寫照。文人們來到延安,自由地學習,自由地工作,自由地思想。這里的天是藍的,水是甜的,窯洞是冬暖夏涼的,人是純樸、親密無間的,相對于國統區來說,猶如天堂一般。延安成了文學藝術的樂園。各種文化組織如雨后春筍般成立起來了。在這里,人們的生活方式、思維模式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可以說,偉人毛澤東因了汲取了陜北文化的豐富營養,才變得更加偉大。《毛選》四卷共159篇,在陜北寫成的就有112篇,其中93篇是在延安寫成的。

延安時代,清涼山成了中國無產階級新聞出版事業的發祥地。中國的最強音就是從這里傳往全國的四面八方,從而喚醒了千百萬不愿做奴隸的人們,為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勝利做出了巨大的貢獻。陳毅曾作詩贊道:

百年積弱嘆華夏,八載干戈仗延安。

試問九州誰作主?萬眾矚目清涼山。

1938年8月,只有7人的八路軍總政治部電影團在中共中央直接關懷下成立起來了。他們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在條件十分艱苦的情況下,攝制了一批影片,如《延安與八路軍》、《生產與戰斗結合起來》(又稱《南泥灣》)、《陜甘寧邊區第二屆參議會》、《九一運動會》、《秧歌運動》、《國際青年節大會》、《中國共產黨第七次代表大會》、《紅軍是不可戰勝的力量》等等,拍攝出數以萬計的有關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方面的珍貴照片,巡回放映了《列寧在十月》、《列寧在1918》、《遠東邊疆》、《祖國兒女》、《假如明天戰爭》、《我們來自克隆斯達得》、《夏伯陽》、《十三勇士》等十幾部蘇聯早期的優秀故事影片,培訓了大批電影業務骨干,從而開創了中國革命的電影事業。

1942年5月,毛澤東發表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在毛澤東的號召下,廣大文藝工作者紛紛奔赴農村,和陜北群眾打成一片,在陜北文化中汲取豐富的營養,寫出了長詩《青年近衛軍》、《吳滿有》、《十里鹽灣》、《王貴與李香香》等。出現了歌劇《白毛女》。出現了《黃河大合唱》。同時,陜北民間藝術也獲得了新生。《東方紅》、《繡金匾》、《翻身道情》、《南泥灣》、《高樓萬丈平地起》等民歌就象長上了翅膀,飛遍了全中國。以《十二把鐮刀》為開端,以《兄妹開荒》為代表的大秧歌運動轟動了延安,波及到全國。

值得一提的是,1942年春,延安魯迅藝術文學院的音樂工作者劉熾、張魯等人,到米脂縣向嗩吶藝人常文青請教,得到了意外的收獲。常文青向他們傳授了《將軍令》、《大擺隊》、《粉紅蓮》等樂曲。1943年,劉熾、張魯等人將深沉悲壯的《粉紅蓮》加工改編成由多種民樂演奏的哀樂。1956年,劉熾在電影《上甘嶺》音樂創作中,再一次將《粉紅蓮》加工為雙管管弦樂隊加大鑼的追悼哀樂。其后便有了我國通用的《哀樂》。

延安時代,群星燦爛。作家有丁玲、蕭軍、歐陽山、茅盾、柳青、高士其、陳明、陳學昭等,詩人有艾青、柯仲平、何其芳、李季、郭小川、嚴辰、劉御、賀敬之等,音樂家有冼星海、呂驥、賀綠汀、馬可、張寒暉等,版畫家有古元、力群、彥涵、羅工柳等。漫畫家華君武。攝影家吳印咸。說唱藝術家韓起祥。考古學家尹達。民歌手李有源、李增正、張天恩等。還有外國文人斯諾、史沫特萊、斯特朗、海倫、王安娜、鄭律成、愛潑斯坦、卡爾遜、李敦白等。據粗略統計,延安時代,陜北有多文人。毛澤東曾經驕傲地說:我們有兩支軍隊。一支是朱(德)總司令的,一支是魯(迅)總司令的。

陜甘寧邊區政府十分重視陜北群眾文化素質的提高,經常舉辦短期訓練班,建立識字組,開辦夜校、半日學校、冬學,不拘形式,掃除文盲。著名秧歌劇《夫妻識字》就是當時陜北農民學習文化真實的寫照。

全國解放以后,人民群眾過上了當家作主人的日子。陜北人民認真貫徹毛澤東《復電》精神,“迅速恢復戰爭的創傷,發展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陜北的文藝工作者,不敢放棄自已的責任,繼續按照毛澤東“5.23”《講話》指引的方向,深入工廠、農村、部隊、學校,創作出一大批優秀作品。諸如《創業史》、《平凡的世界》等,在全國耀眼奪目。《安塞腰鼓》、《洛川蹩鼓》、《宜川胸鼓》、《志丹扇鼓》、《黃龍獵鼓》響徹環宇。安塞剪紙、洛川麻繡、延川布堆畫、綏德石雕、子長嗩吶,還有陜北民歌、陜北秧歌、陜北說書、陜北道情等民間藝術象巨大的磁場,吸引著中外游客,使他們流連忘返。

陜北有壺口瀑布、延河、無定河、洛河,陜北有寶塔山、萬花山、清涼山、鳳凰山、二郎山、紅石峽、鎮北臺、紅堿淖,陜北還有黃帝陵、統萬城、蘄王廟、蒙恬墓、扶蘇墓、香爐寺、白云山,這里的美景美不勝收。陜北的作家、藝術家們用不同的藝術形式反映著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創作出一大批令人矚目的藝術作品。

需要提及的是,文化大革命時期,多名北京知識青年來到陜北上山下鄉,和農民群眾吃在一起,住在一起,干在一起。這種結合,不但改變了陜北人的生活習慣,而且出現了一批知青作家,象梅紹靜,象高紅十,象葉延濱,象史鐵生,象王曉建,等等等等,他(她)們的作品響當當,不乏重量級。

陜北文化的特點:是在陜北獨特的歷史條件、地理環境和政治經濟發展諸因素下形成的。

陜北的開發并不算遲。但是,由于歷史的原因,統治者只顧在這塊土地上征伐討略,致使戰爭連年不斷,人民生活朝不保夕。其結果導致這塊土地生產力滯后,文化落后,經濟發展遲緩;連年的戰爭,也使陜北由一個“森林茂密,水草豐富,河流湖泊星羅棋布,宜農宜牧”的好地方,變成了如今的光山禿嶺、溝壑縱橫,風沙干旱的情景。植被的嚴重破壞,造成水土流失,又使陜北成為災害頻繁發生的地區。

秦漢以前,陜北一直是畜牧區,西漢以后,農耕業才大量發展,成為半農半牧區。一直到隋唐時期,陜北南界的黃龍山仍然是農耕區和半農半牧的天然分界線。這種狀況在宋代以后才逐漸有所改變。這種農牧結合的經濟結構對陜北傳統文化的形成給予深刻的影響。陜北既是農業文化與游牧文化爭奪的“前沿陣地”,陜北成為華族(漢代以后的漢族)和其他少數民族融合與交流的“繩結區域”。在陜北形成了以秦漢文化為主體,融合了北方草原文化等少數民族文化的獨特的文化個性。

基于以上因素,形成了陜北文化的以下特點:

陜北文化是古老的文化

在陜北這塊厚重的黃土地上每一個層面都保留著純凈的原始文化基質,傳統的原始的淳風在這里長久地存留。同時又由于它地處偏遠,交通閉塞,與外界較少接觸,所以形成了一個封閉的、遲鈍的文化圈。秦皇漢武在此開直道、修長城北御匈奴,出現過燦爛的秦漢文化高潮。明代以后,由于天災人禍,生態平衡遭到破壞,直接導致其形成歷史上的文化封閉和交通封閉。因而其它地域早已失傳的古老的民族文化能得以在民間保存下來,成為歷史文化的活化石。著名美術家靳之林先生在陜北考察多年,他以民間剪紙抓髻娃娃、出土文物和古史傳統三者印證,破譯出了二十多個出土文物的原始文化符號。安塞民間剪紙家高如蘭所剪《抓髻娃娃》,她把女孩頭上的兩個抓髻剪成兩個雞,用雞的歡躍、飛騰來表示少女的成熟。少女一手舉鳥(陽),一手舉兔(陰),陰陽結合便產生了生命,是生殖崇拜的遺存。它反映了男婚女嫁、企盼子孫繁衍,是一種萬世不變的吉祥物。這幅剪紙同故宮博物院收藏的青玉女佩完全一樣,專家考證這是別處早已失傳了的商代民俗文化。

陜北秧歌,古稱陽歌,它起源于巫儀,隱含著遠古“太陽崇拜”和“生殖崇拜”的雙重含義。陜北方言中保留的古詞語和宋元方言,如后生(青年人,后輩)、先后(妯娌)、夜來(昨天)、外后兒(后天)等等,都說明陜北文化具有悠久的歷史。

陜北文化是多元的文化

陜北曾是各民族相互征戰的戰場,也是各民族相互交流、相互融合的地方。民族融合的過程也是各民族文化、生活習俗廣泛交融,互相影響,產生與當時環境相適應的文化的過程。陜北文化的多元性是不同類型的文化整合的結果。在陜北歷史上,幾乎每一次社會動蕩、變遷,都為民族的交往、雜居提供了條件,也使不同的文化取長補短、重新組合。這種文化整合是雙向的:一方面是少數民族的文化被漢族文化整合,如北魏孝文帝的改革足以說明,另一方面是少數民族的優秀文化融入到漢族的文化之中,如魏晉南北朝時期融合了鮮卑人、匈奴人的文化,五代至宋融合了契丹、女真、西夏等民族文化,陜北文化受蒙古族文化的影響也較大。陜北對犬的禁忌中,蘊涵著農業文化與游牧文化整合與沖突的因子。陜北風俗中,民間歷來不吃狗肉;清明節前后,家家戶戶吃攤黃,攤黃鏊轉送過程中,必須用籠布把攤黃鏊包嚴實,千萬不能讓狗看見,若是讓狗看見,攤黃就會變白口唇(黃邊較厚實的部分不再能攤成焦黃、好吃好看的顏色)等等禁忌。據研究,這是殷周以來一直活躍在陜北大地上的、信奉狗圖騰的赤狄、白狄、犬戎等民族的文化,與中原農業文化沖突與整合的結果。漢民族雖不認可狗為祖先,但也承認戎狄等民族對狗的崇拜,天長日久,“狗肉不上抬秤”就變成陜北民間一項普遍遵守的習俗。攤黃鏊不可讓狗看見,就是兩種文化融合中一種潛在的沖突和對抗成份,包含著“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這種漢民族對于戎狄民族排斥的一面,又有承認其所信圖騰具有巫術和魔力的一面。

陜北方言詞匯明顯地留下異族接觸的痕跡,分音詞的出現和大量異族地名的存在,都與陜北歷史上的民族大交替、大動亂有關。例如:延長縣可也村,來源于稽胡族,“稽胡呼堡為‘可野’”(《太平寰宇記》);陜北話稱父親為“達”、“老子”,其稱呼源于羌人。《廣韻》:“爹,陡邪切,羌人呼父也。”據反切原理,“陡邪”得音“達”。陸游《老學奄筆記》載:“西垂俚俗謂父曰老子,雖年十七八,有子亦稱老子。乃悟西人所謂大范老子、小范老子,蓋尊之以為父也。”另有“蠻婆”、“蠻漢”兩詞也是從四川松潘和青海東南部北遷而來的羌族的遺物。還有,陜北北部靠近蒙古族的地區,在飲食習慣上吃炒米、用酥油、飲奶茶,在地名命名中受蒙語的影響;在整個陜北中,對羊肉的喜好、揪面片等飲食習俗;跳火堆燎百病、對神樹的崇拜等習俗都有游牧民族文化的遺存。

陜北文化是開放的文化

人口流動遷徙和屯墾是形成陜北文化兼收并蓄特點的重要原因。

陜北的戰爭從周王朝建立后就開始,據史書記載,周王朝建立后,康王姬釗曾兩次命管理少數民族的死司戎盂率軍征伐鬼方。周唐王兩次伐鬼方,共俘斬鬼方人民近2萬人。這或許是在陜北大地上進行的最早的戰爭。但陜北大規模的移民屯墾開發要從秦漢開始。

秦時,蒙恬北逐匈奴,在匈奴退出去的地方設置九原郡,有44個縣城,同時將內地人口遷徙到河套九原郡屯墾。西漢時,為了抵抗匈奴的侵擾,西漢政府曾多次“募民遷徙塞下,屯田筑城”這便是自秦朝后的又一次大移民。漢武帝一面出兵打擊匈奴,一面徙民實邊,鞏固邊防。公元前120年,關東大水,漢王朝命令遷徙關東貧民70余萬口充實隴西、北地、西河、上郡等地。此后,漢王朝還命令在“上郡、朔方、西河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漢書.食貨志》)。漢還曾經七次向西北邊郡移民實邊。大量的移民和戍卒,在荒涼的原野上開辟耕地,種植谷物。同時亭燧等防御設施也得到加強,郵亭驛署相望于道。移民實邊的結果,使陜北、寧夏和內蒙古鄂爾多斯高原一帶農業經濟得到空前發展,以致使這里被稱為“新秦中”,也就是說這里的富庶程度不亞于關中平原。這種有計劃的移民一直延續到明末清初。

征戰往往迫使一些人遷移。一個群體對另一個群體的戰爭,除了交戰者進行的往復運動旬,經常隨之出現百姓的大遷徙。這種遷徙和方式除屯墾外,還有被俘和逃亡等。因征戰而造成的這種遷移,在陜北歷史上曾發生過多次。

陜北文化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形成自己開放的特性。大量的移民帶來異地各具特色的文化,陜北人對異地文化所采取的態度則是“來者不拒,為我所用”,使陜北文化既具有傳統文化的因素,又顯得豐富多彩。

陜北民歌正是廣泛汲取了相鄰地域民歌的特點,汲取了其它民間文學形式的養料,從而使陜北民歌具有多元性和開放性。如陜北民歌在遣詞用語受山西民歌“山曲”、寧夏,隴東等地的“花兒”、內蒙古南部的“爬山調”等民歌的影響較大。如今流傳的一些民歌就是異地民歌的“陜北化”。像如,陜北民歌中的“采茶歌”的流傳,可能是通過江南移民帶入后輾轉傳播而予以普及的。南方土生土長的“采茶歌”一經傳入陜北,又被陜北地方特色所同化,沾染上了濃郁的陜北色彩。陜北民歌中的“榆林小曲”就是明末清初從江南傳入榆林的。

陜北民居、民俗也體現了陜北文化兼收并蓄的特點。如榆林民居建筑中“四合院”結構;黃龍民謠中唱到的二月二的禮儀風俗:“二月二,敲梁頭,大囤滿,小囤流。二月二,敲案桌,打得糧食沒處擱。二月二,敲鍋臺,大小元寶滾出來。二月二,敲門墩,坐下不動也生金。二月二,敲門垴,大的領著小的跑。”象這樣的風俗很難說出是南方還是北方風俗。

陜北文化的這種特性也注入了陜北人的行為性格之中。陜北人豪爽仗義,扶危濟困,熱情開朗,輕利重義等等,正是長期漂泊流徙的結果。

陜北文化是進取的文化

陜北文化盡管在某些歷史階段發展遲緩但不遲鈍,有時相對封閉但不僵固,在陜北文化長河的底層蘊積著進取的、充滿生命活力的因素。

陜北有句民謠:“米脂的婆姨綏德的漢。”是說陜北多出美人和英雄。古代四大美女之一貂嬋就出生在米脂。即使現在陜北小伙的英俊剛毅、陜北姑娘的俊美多情也是聞名于世的。陜北歷史上更是英雄輩出的地方。這與多民族的互相融合不無關系。

民族互相交融對人類整體素質的提高是有益處的。這種益處表現在各種信息觀念的揚棄、吸收,血緣關系優化組合,錘煉了人的精神意志。

無庸諱言,陜北文化是中國文化的組成部分。陜北文化研究的對象是迄今以來陜北境內所發生的一切文化現象,包括宗教信仰、文物考古、歷史人物、倫理道德、文學藝術、攝影繪畫、戲劇音樂、電影電視、科技教育、出版印刷、飲食起居、方言俗語、民間美術等諸多內容。

當今的文化現象也足以證明陜北文化頑強的生命力和優異的特質。當人們聽厭了軟綿綿的港臺流行歌曲后,從“黃土風”中體味到頑強豪放與生命的熱力;從浸潤了陜北文化的甘露而走上文壇的史鐵生、高建群、路遙等人的小說、梅紹靜等的詩歌創作中,人們感受到厚重的文化底蘊;從安塞腰鼓那剽悍粗獷、瀟灑豪邁的午姿,昂揚激越、蓬勃向上的風貌中,受到鼓午,感到振奮,激勵起中華民族奮發向上的熱情。

總之,陜北文化一旦被人們認識,就能從其中汲取到豐富的養料。隨之,你就會發現:陜北文化是華夏文化的源泉,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絕的……

二 : 淺談福建人飲茶文化習俗

福建在宋代開始,武夷山茶就已享譽境內外,今天就為大家淺談一下福建人的飲茶文化習俗。

福建茶文化:“寧可百日無肉,不可一日無茶”

福建人對于茶有著情到獨鐘的情情,在福建閩南一帶更有著“寧可百日無肉,不可一日無茶”的傳統,而福建閩北也有“寧可三日無糧,不可一日無茶”的俗語,在福建很多地方人們都已形成了早上和晚上都飲茶的習慣,對于茶的依賴程度到了用“癡迷”一詞來形容。

淺談福建人飲茶文化習俗_飲茶文化

福建茶文(www.lamyxv.live)化:講究“水、火、茶”

福建人飲茶對于“水、火、茶”3個要素是相當講究的,而茶具更是有多種形狀,福建人認為茶具越用越珍貴,長時間用來泡茶的茶具,里所結的“茶垢”讓你的茶具就算不放茶葉也散發出茶香,這也形成了1種別樣的攀比:誰家的茶壺結的“茶垢”越多,誰家最有禮!也因此若小孩子不小心摔破了“茶垢”厚的茶壺,老人很是痛心的。

說到水,福建人認為最適合用來泡茶的水是泉水,用到的火則是炭炎為主,燒水也有一番功夫,要把水煮三沸才用來沖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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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茶文化:最具特色的茶米

在福建的閩南一帶,當客人來臨時主人必定會拿出“茶米”,然后泡出一小壺濃茶,稱為“泡tay”,他們會熱情來邀請你喝上幾杯,然后邊喝邊拉家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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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茶文化:熱鬧有趣的擂茶

在福建閩北及閩西北山區有1種十分熱鬧的擂茶,他們稱為“客茶”,原名叫“三生湯”,擂茶的主要做法是把茶葉、芝麻、生姜、爆米、豬油和鹽等混在一起,經過過放到“擂缽”內,反復擂成糊狀成“擂茶腳子”,把腳子放到茶碗里,再加上沸水,就成了具有甜苦香辣的福建特色茶—擂茶。

淺談福建人飲茶文化習俗_飲茶文化

值得一提的是,福建閩南人喜歡用小懷品味“功夫茶”,而閩北人則喜歡使用大碗來飲用擂茶,十分有趣。

三 : 淺論廣東飲食文化

淺論廣東飲食文化

學號:0113733 文化產業管理111 陳巧泉 摘要: 中國人講究吃,不僅把吃作為維持生命的基本需要,而且把吃升格為一種樂趣,一種享受,一門學問,一種文化。而廣東的飲食文化更為之突出,正所謂“民以食為天”,而廣東更把這句話在生活中體現得淋漓盡致。廣東是吃的天堂,但同時因為廣東的雜吃愛吃敢吃也令很多人對廣東的飲食文化產生一些誤解,而以下所寫的正是一個廣東飲食文化的真實一面。 關鍵字: 廣東 吃 粵菜 正文:

有一款菜式,是中華飲食中王者中的王者,它包括108款菜點,分作三天、四餐供客人享用。菜式有咸有甜,有葷有素,令人盡可從中領略中國飲食文化的博大精深。這款菜有個耳熟能詳的名字,叫做滿漢全席,清朝乾隆皇帝僅拿它用于盛大的酒宴。這款堪稱食客夢想的菜,如今還能吃到不? 能!在哪兒能吃到?中國,廣州,廣州酒家! 古人云:“民以食為天,食為天下先”。飲食是人類維持生命,進行繁衍生息的物質基礎,而同時飲食也是一種文化。在中國,飲食的文化可謂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八大菜系,各種宮廷風味,官府風味,寺觀風味,清真風味大放異彩。而其中,粵菜作為中國八大菜系之一,以選材博雜,做工精細著稱,早就享譽海內外。 粵菜形成于秦漢時期,它以本地的飲食文化為基礎,吸收國內京、魯、蘇、川等菜系的精華和西餐的烹飪技術,如粵菜中的泡、扒、川就是北方的爆、扒、氽中移植過來的,煎、炸等法就是從西餐中借鑒過來的,逐漸形成獨特的南國風味。其特點有其三,一是選料雜博無所不吃,二是博采眾長講究實際,三是制作精細追求享受。

廣東人愛吃、會吃、敢吃,總是被人說是廣東人凡是長了四只腳的除了桌子外什么都吃。這說法比較生動,的確,廣東人愛吃雜吃,天上飛的,地上爬的,水中游的,幾乎都能上席,不管你叫得出名字的還是叫不出的,都可以一經廚師之手,頓時變成異品奇珍、美味佳肴,令中外人士刮目相看,十分奇異。事實上,廣東人的著中國無所不吃的性格,是有原因的。一方面是廣東氣候濕熱,舉國無雙,食材在這惡劣的天氣喜愛難以保存,而且處于一個山地和丘陵之中,平原面積不大,種植水稻和小麥不宜,在紅薯被移植之前,可以吃的“正常”之物很缺乏,加之廣東古代是所謂南

蠻之地,歷朝歷代中國各地南遷的難民,在為這片南蠻之地帶來人口的同時,也帶來了“燴不厭細,食不厭精”的中原飲食風格,對食物的要求也日益增多。另一方面,一方水土一方文化,不同的地理環境造成了不同的地域性格。廣東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必經之地,形成了廣東人一種開放性的思維方式,同時由于處于邊疆之地,歷代王朝對其控制比內地弱,具有更大的自由度和容納力,從而造成廣東人在飲食方面的開放的心態。 粵菜的形成本是吸收各家所長而成的,而它的發展同樣是不斷吸收其他菜系甚至海外菜系的優點,進而完善自我發展自我的,粵菜的博采眾長之下正是反映著廣東的開放性,同時,廣東人也是講求實際的,不同于北方人的鋪張追求面子,禮儀上的拘泥,他們更在意的是實際,以吃飽吃好為原則。在飲食上,廣東人體現的是務實的風格,這反過來說也是得益于廣東人的博采眾長,是受到西方人求實態度的熏陶。 制作精細,或許這更是粵菜享譽海內外的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吧。在粵菜中,配料、刀工、火候、烹飪時間、起鍋、包尾、器皿、上菜方式等諸多環節都有著非常嚴格的要求。一樣食材,在一個粵菜師傅手中可以多種做法,君不見粵菜中常可以聽見諸如全雞宴、全蛇宴等么,你看同時雞但卻可以做法千樣,自成一宴。而更體現粵菜的制作精細的,莫過于廣式點心了,在茶樓中,沒有你看不到的點心只有你不知道的點心,而且用料精博,品種繁多,款式新穎,口味清新多樣,制作精細,咸甜兼備,能適應四季節令和各方人士的需要。

粵菜其實可以一分為三,分別是廣州菜、潮州菜、東江菜(客家菜)。而一般來說以廣州菜為代表,有“食在廣州”之說! 而三種菜則各有特點。其中廣州菜包括珠江三角洲和肇慶、韶關、湛江等地的名食在內。地域最廣,用料龐雜,選料精細,技藝精良,善于變化,風味講究,清而不淡,鮮而不俗,嫩而不生,油而不膩。夏秋力求清淡,冬春偏重濃郁,擅長小炒,要求掌握火候和油溫恰到好處。而潮州菜則潮州菜以烹調海鮮見長,刀工技術講究,口味偏重香、濃、鮮、甜。喜用魚露、沙茶醬、梅羔醬、姜酒等調味品,甜菜較多,款式百種以上,都是粗料細作,香甜可口。 東江菜即客家菜,客家人原是中原人,在漢末和北宋后期因避戰亂南遷,聚居在粵東一帶。其語言、風俗尚保留中原固有的風貌,菜品 多用肉類,極少水產,主料突出,講究香濃,下油重,味偏咸,以砂鍋菜見長,有獨特的鄉土風味。(此處引用百度百科)三種菜之間相互交融也同時相互發展,共同豐富了粵菜的發展。 廣東飲食文化不謂不豐富,然而,豐富的背后卻也造成了不少人的誤解。一方面,總有人覺得廣東人吃法殘暴,就像粵菜中很多的是把活鮮的

海鮮在熱水中煮或者是在放在滾熱的石頭或煮食工具上燙,看著海鮮從青轉紅。其實這只因于廣東人追求食物的新鮮,而這追求也是被環境所逼出來的,廣東地處南方,濕熱程度舉國無雙,如果不追求食物的鮮活的話,在這惡劣的環境之下,廣東人只能集體去吃腐食了。正因如此,廣東的飲食中更多的是追求爽滑脆嫩、原汁原味、喜清蒸,好打邊爐,崇尚現宰現烹,這一切皆因廣東人對原材料在鮮活上追求。而另一方面,有些人更是因為廣東人的雜食而感到其殘忍,特對廣東人吃貓不能接受,更甚之每逢遇到一廣東人則問其吃過猴腦不。在這方面,一個是廣東人并不是每一個人都吃貓、猴腦之類,而另一方面,各個地方的飲食文化不同,這個不能求同吧,再者,試問真的吃這奇珍的都只是廣東人么?再說,中國人各個部落的祖先誰沒有吃過野生動物?正如上文所言,廣東人雜食更是因為逼于無奈都的環境和糧食缺乏而漸漸形成的,廣東人絕無什么“殘暴”的初衷,只是當北方人在飯桌上熱情高呼“趁熱趁熱”的時候,廣東人心里多半在哀求似地默念“趁生趁猛”吧。 (一)另一方面,更多人是對廣東人喜用藥材而厭惡,就如廣東的老火湯,多半是藥材,外省人總是覺得廣東人的吃喝,一半是在喝藥。但又是否知道,這同樣是被氣候所逼出來的呢?《廣東新語》中有云:“嶺南之地,愆陽所積,暑濕所居。故入粵者,飲食起居之際,不可以不慎 ”廣東的濕熱氣候是廣東人身體懷有一種“熱氣”現象,如果不調理的話就會出現暗瘡,口臭,心煩意亂等癥狀。而廣東人的經驗證明,吃可以解決問題,即在原材料中入手,在菜肴中加入清火藥材和各種藥物,這就慢慢形成外省人看不懂的怪異的飲食了。再者,這不是正好符合中國飲食文化中醫食同源的思想觀念,這正是中國獨有的食療傳統和制度吧。 廣東飲食中,選料雜博也同時會被人所認為取材雜異。如上所見,有人說了廣東人凡是長了四只腳的除了桌子外什么都吃,這其實還是被逼的。請容許我用一句廣東話來表達吧——有頭發邊個想做癩痢啊?(即有頭發誰想做禿子 )廣東的平原面積確實比較少,無法大量種植水稻和小麥,在紅薯移植之前。根本難以保證以種植滿足其食物的需求,而同時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思想所引導下,廣東人則喜愛上吃“野生”的,總不能餓死吧?這種情況在很大程度下為廣東的食材增加了種類,再經過漫長歲月的積累,廣東人什么都吃的說法就誕生了。 廣東飲食文化的確存在不少缺點,但更多的其實是一種無奈,不可否認會存在一些外省人無法認同的陋習,但以便概全也是不正確的,廣東飲食很多“陋習”只是現實所逼,也是一種文化差異,這不能求同一,要不然怎么顯示出文化的多樣性,同為中國人,又何必分東南西北中呢?請不要

把不理解變成一種攻擊,我們需要的是相互理解,相互交融,共同推進中華民族的發展。 而廣東飲食文化的著名,除了那些具有爭議的,更多因為其特色所然。而其中比較出名的則是嘆早茶、煲湯、喝涼茶了。 嘆早茶,這一詞是廣東的特有名詞。所謂“早茶”并非一般的喝茶,在廣東,嘆早茶不僅僅于喝茶,而是有著各種點心美食的,往往一個早茶的時間就是好幾個小時,親朋戚友們傳播者新聞怪談趣聞、敘說友情、洽談生意。在這環境中一邊交談一邊享受著茶香,時不時的一件點心,可謂人間一大樂事啊!在人滿為患的茶樓中,很多時候是互不相識的人搭成一桌,各占一角。在人與人的交流和溝通方面,城市生活最為煩惱的是缺少時間、對象、主題和環境,而喝早茶顯然是解決這一煩惱的最佳途徑。兩個人不會嫌少,一群人不會多,天南地北,你我相聚,談天說地,不論公事私事都在這一和諧的環境中進行著。“喝早茶”以成為廣東人不可缺少的一大內容,也是廣東城市特色中最為濃墨重彩的一筆。

有種說法:“廣州的男人很顧家,廣州的女人很會煲湯”。前者暫時就先不要考究了,但廣東女人,特別是廣州的女人的確是會煲湯的能手。在廣東,家庭主婦見面的時候必然會談到的問題既是“今天煲什么湯”,更多時候,考驗一個廣東女人是否賢惠的是能否煲出一手好湯。一煲幾個小時煲煮的老火靚湯,或者沒有名貴的藥材,但體現了廣東飲食文化的深遠。飯前一碗湯,既能補充你流失的汗水和營養,也有治療預防疾病的作用呢。正如前所說,廣東的湯可謂一半是藥材,為了對付氣候的惡劣,廣東人想出千萬種方法,而一煲老火靚湯便是一個妙法,放進針對各種問題的藥材,經過主婦們好幾個小時的精心煲煮,便成為廣東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生活必需品了。

民間有過一句話:“廣東三樣寶,燒鵝,荔枝,涼茶鋪”。廣東終年氣候暖和,飲涼茶是廣東人常年的生活習慣。其實很多外省人是無法理解了,廣東人為什么會老喜歡掏錢去買這苦茶來喝呢,而且還喝的各種歡樂的樣子呢。其實這還是多得廣東舉國無雙的濕熱天氣,因為廣東地處之嶺南,天氣炎熱,多雨地濕,自古多有瘴氣。因此民間流行以藥性寒涼,消暑解熱的中草藥,熬水來喝,稱為各式各樣的“涼茶”。 或許你喜歡過夜生活,卡拉ok之后一碗涼茶可以使你的喉嚨變得舒服起來,而且涼茶中也有專門治療感冒的清感茶,驅寒開胃的健胃茶等等。而如今,一句“怕上火喝王老吉”的廣告詞更是把廣東涼茶商品包裝向各個省份推銷了起來了呢你是否覺得在吃了辛辣上火的食物后,一瓶王老吉可以令你身心舒服起來呢?

民以食為天,食為天下先。飲食不僅僅是我們滿足身體需求,也是我們的一種精神追求。吃,能吃出文化,廣東的飲食文化可是由我們世世代代的人吃出來的,也是我們世代祖先的各種辛勤血汗中出來的,歡迎你用開放的視野來觀看廣東飲食文化的精彩,廣東美食,你值得享受!

四 : 中西文化:中西文化-中西文化故事,中西文化-中西餐飲文化談

“君子以返身修德。”人不可能一下子成為思相道德高尚的人。書記:“德必修而后成。”通過修養才能成德。君子要背離自身的私欲,學習道理,努力遵行,不斷修養自己的思想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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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_中西文化 -中西文化故事


1:耶穌與孔子
耶穌被釘十架,同釘的還有2個罪犯。3個十架代表了世上的三等人:世字底下一橫,上面3個十字。
中國古代不也稱孔子為圣人嗎?你聽孔子怎樣說:“圣人,吾不得而見之矣。”他說自己不能見到圣人了。孔子說:“朝聞道,夕死可矣。”早晨聽了道,晚上死了也行。孔子講的圣人是誰?四書集注解釋:“圣人,神明不測之號。”不能測知。孔子說:“若圣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講到圣與仁,我怎么敢當?不厭其煩的學習,不知疲倦的講學教人,如此而已。他不敢稱自己是圣。他不敢稱的仁又是什么?書解:“仁者,愛之理。”“仁者,天下之正理。”“仁者,人之所以為人之理也。”這仁是愛人的理,這仁是天下真正的理,這仁是做人的論理。理學也稱道學。書記:“道,猶路也,事物當然之理,人所共由,故謂之道。”道是理,理是仁,仁是愛人,一回事。孔子告訴我們,他不敢稱自己是圣,不敢稱自己是仁愛,道理。他說自己不能見到圣人了。他說早晨聽了道。晚上死了也行。
孔子說“天生德于予”他說上天把德賦予給了自己。四書集注解釋:“德者得也,得其道于心而不失之謂也”德就是明白道理并遵守住。書解:“君子,成德之名。”有德的人名為君子,明白了君子的行為就明白了孔子。孔子說:“君子羲以為質。”君子的實質是羲。明白了羲就明白了孔子的人生宗旨。
書記:“君子學道則愛人。”孔子的行為是學道愛人。孔子說:“君子謀道不謀食,君子憂道不憂貧。”謀求道理,不謀求吃穿,憂慮自己的道德修養,不憂慮貧窮。孔子說:“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不能有吃頓飯之際違背仁道,無論是慌忙之際,還是顛沛流離之際.孔子說:“君子去仁,惡乎成名.”離開了仁愛的道理,就不能稱為君子.
“君子以返身修德。”人不可能一下子成為思相道德高尚的人。書記:“德必修而后成。”通過修養才能成德。君子要背離自身的私欲,學習道理,努力遵行,不斷修養自己的思想品德。
“君子以懲忿窒欲。”警戒忿怒,窒息私欲。
“君子以赦過宥罪。”赦免人的過錯,饒恕人的罪業。
“君子以有過則改,見善則遷。”改過遷善。
“君子以遏惡揚善。”制止罪惡,宣揚善良。
這些行為,孔子都做到了嗎?孔子說:“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親身實踐做個君子。我還沒有做到。孔子說:“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羲不能徒,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學道修德,講學教人。向羲遷徙,改正過錯,做不到這些是我擔憂的。學習明白道理并遵守住。不斷修養自己的思想品德。以仁愛的道理講學教人,改正自已的錯誤,向羲遷徙成為羲人是先師孔子的人生宗旨.
羲字的造形,上面是個羊字頭,下面我字,我字中間分開,左邊手,右邊戈,戈是古代做戰用的1種兵器。文詞里面泛指刀槍。如:揮戈上陣,反戈一擊,同室操戈等。手與戈相連,既手拿刀槍形象了我是惡。上面加上羊字頭則成了羲。“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業的。”“羔羊的血洗清了我們的不羲。我們靠著他的血稱羲。我們在恩典之下。”認識自己,認識神的羔羊,改過遷善,是謂羲人。
三等人中,除了圣人,羲人,還有一等罪人。耶穌說:“父啊,饒恕他們,因他們所做的是出于不知。”孔子說:“蓋有不知而做之者,我無是也。”不學無知,胡做非為,這樣的人我不是。孔子說:“三人行,必有我師,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書解:“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惡,而我則從其善而改其惡焉。”三等人中,孔子是從善去惡的人。
下面看孔子講的圣人之道”天下之正理”的仁是什么.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
子張問仁與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于人。”
顏回問仁,子曰:“克已復禮為仁。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已。”書解:“克之者何?殺之也。”“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羲也,民之行也。”
子曰:”有殺身以成仁””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
從上面看出仁是一些行為,具有這些行為的人不會是一般人,孔子說:”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何事于仁?心亦圣乎.”仁是圣人的心靈行為,他的行為是愛人,具體的說就是待人恭敬不欺侮人,寬恕能得到眾多的人,信實人能相信依靠,他要殺害自己,如同承擔了大祭,恢復了上天給人的行為規范.以此完成了仁愛,哪一天做到了這些,天下要歸他所有,這樣做是出于自己,他有功于天下,給人的恩惠足以使用別人,自己做不到的,不讓別人去做,他所做出的讓人也去做,他要到達的地方讓人也到達.
孔子講的圣人不能測知。孔子講的仁道“門弟子不能遍觀而盡識。””將使圣與仁為虛器,而人終莫能至矣”圣與仁被認為是孔子虛設的器材,沒有人能做到,他抑之彌高,且鉆之彌堅,既瞻之在前,又忽焉在后,讓人不可捉摸.孔子說:“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書解:“王者,圣人受命而興也,三十年為一世。”圣人是個君王,出現以后必經三十年才有仁道。孔子遺憾的說:“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圣人不出現,仁道不顯明,世界上沒有人明白孔子,沒有人按他的思想宗旨去做。
書記:“孟氏發明宗旨,目為天子之事。”孟子發明了孔子的宗旨。他把圣人之道解釋為先王之道。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孔子的宗旨被認為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君王的統治利益服務。后人評價:“孟子有功于圣門,不可勝言,故求觀圣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書記:”君子慎始,差之毫厘,謬以千里.”
關于孟子的生卒年,史籍無明確記載。有關孟子的家世資料,史籍中也很少記載。關于孟軻一生的行蹤,古籍中同樣很少記載,至于孟子一書是經誰的手寫成的,歷來就有幾種不同的說法。書中講的仁政,王道,莫明其妙,難以理解。書中的一些言論: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男女授受不親,言不必信,行不必果,輕養厚葬,勝王敗賊。這些言論對我們民族的思想意識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孔子說:“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不要因人說的好便信任這個人,也不要因人不好便廢掉他正確的話,不管是什么人,只要他的話正確,都可采納。書中:“盡信書則不如無書”這句話對了解孟子一書,了解傳統文化真的不錯。
孔子去世后“九流分而微言隱,異端作而大意乖。”他所創造的基本理倫就走了樣,經過孟子的發明,漢王朝的利用改造,至宋代程朱理學集大成的傳統文化已面目全非。變異成了為君王統治利益服務的偽道學。書中孔子的某些話。后人認為:“未必孔子之言。”“絕非孔子之言。”“所謂孔子曰,記者為之詞也。”良莠混雜,真假孔子難分,”網羅遺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把這些收集起來,在兼收并蓄之中,讓后人從其中尋找正確的東西,這便是前人給我們留下的文化遺產,下面是傳統文化的集大成者朱熹的一段話:“蓋自上古圣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于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后可庶幾也```````自是以來,圣圣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為君,阜陶,伊傅,周召之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圣,開來學。”意思是中國文化道統之傳的源頭來自上古圣神,經書中看到的證據是堯舜禹傳位時說的幾句話:“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必有這些而后方能差不多.從這以后,成湯文武周公孔孟才能以此承先啟后,繼往開來的傳下去。這關鍵的幾句話出自古文尚書“大禹謨”。古文尚書是晉代梅賾獻給朝廷的,其后在社會上廣為流傳,影響很大,明清時期,一些文人經過長期考證,古文尚書與古史不合。與古代地理不合,與古代歷法,訓詁,義理都不合,包括所謂孔安國序,全是偽造。
黃河的源頭在哪里?雪山腳下草地上。起初,他清澈,明亮,溫柔,文靜。經過黃土高原,變得急躁,狂暴,混濁不清。在入海口,他與藍色的海洋發生了碰撞,流入大海。黃河之水天上來,天上的雨雪來自大海。

中西_中西文化 -中西餐飲文化談


中國餐飲網消息:中國悠久歷史5000年,西方世界五六百年的社會歷程。中國有燦爛豐富、博大精深的飲食文化;西方國家則有精巧專維、自成體系的飲食文明。中西飲食文化的碰撞、交流以及融化為全人類文明起到了填補和著彩的作用。
中西文化之間的差異造就了中西飲食文化的差異,而這種差異來自中西方不同的思維方式和處世哲學。中國人注重“天人合一”,西方人注重“以人為本”。這種價值理念的差別形成了中餐以食表意、以物傳情的特點,過分注重飯菜的意、色、形,基本追求色、香、味,具有粗放型思維特征的中國人在數千年的漫長歲月中卻很少考慮飯菜的營養性。
西方人在烹飪時自始至終堅持著飯菜的實用性基本特征。從營養角度出發、落足于食物對人的健康,他們不講究花樣、輕視了飯菜的其他功能,致使除了一些吃西餐煩瑣的規矩之外,并沒有給人留下太深的印象。不同的飲食習慣造就了不同的飲食文化。中國人大而全的一貫作風,吃飯時自然是7大盤、8大碗,一是顯示了富足,二是擺足了排場;近而各地比吃、全國爭雄,最終形成了8大菜系,也就是吃方面8個不同的高手;說得雖有些低俗,但還是很能傳情達意的。
西方人都是小心眼,他們喜好小而精。對于烹飪食物,營養性和美味性就是他們的出發點和目的地。他們全力開發和研究食物在不同狀態下的營養差異,從時間、空間、溫度、濕度等細微入手,烹飪出從物理、化學角度都營養、美味的食物。吃之際,一人一盤一刀一叉,分而食之。至今雖還沒有衍生出其他派別來,但還是可以與中餐分庭抗爭的。
中西飲食文化在碰撞中融合,在融合中互補。現在的中餐已開始注重食物的營養性、健康性和烹飪的科學性;西餐也開始向中餐的色、香、味、意、形的境界發展。中西餐飲文化將在交流中共同發展!

中西_中西文化 -中西文化的相遇與沖突


什么是文化?文化的定義正如許多其它重要概念的定義一樣,每個人都知道一些,大家所理解的又不盡相同。在我看來,"文化"定義的歧異往往發生在外延方面(而這往往又只是由于觀察立論的角度不同),而對"文化"的理解有1個基本的內核是差不多大家都意見一致的:即文化是人創造的,是人留下的痕跡,并對人們繼續發生著影響。最廣義的文化包括人改造過的自然或自然物(所謂物質文明、工具材料等等)和政治、經濟、藝術、哲學、宗教、民俗、心理等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它可以分為實物、風俗習慣和制度,思想產品和心理意識等多種層次。至于文化的特點,我們至少可以舉出兩點:一是它的整體性;一是它的傳統性。按照被廣泛接受的五十年代美國人類學家克羅伯和克拉孔對于"文化"的定義,文化是成套的行為系統,而文化的核心則由一套傳統觀念,尤其是價值系統所構成。
所以,文化的比較應當總是整體的比較,即使是比較某1個側面,也應對進入比較的雙方整體有1個大致的、了然于胸的認識;而且文化的比較也應當是歷史的比較,我們不能割斷歷史,我們需要追溯源流,這種歷史的逆溯常常可以使我們明白差異的根源。
各種文化,包括西方文化和中華文化都有過自己一段獨立的互不相交的發展史。也就是說,在2種文化真正融匯交流之前,它們就已各自形成了自己一套獨特的行為系統,一套獨特的價值觀念。也正是這種獨特性,才預示著今后交會的可能和暗伏著沖突的根據。
西方近現代文化主要是從古希臘羅馬的異教文化,再經過以希伯來信仰為源頭的中世紀基督教文明演變過來的。也就是說,迄至今日仍在西方文化中活躍地起作用的2大源泉,1個是古希臘羅馬的文化,1個是基督教的文化。古希臘人所居的巴爾干半島及其附近島嶼,古羅馬人所居的亞平寧半島及其附近大陸,都瀕臨地中海,海洋在他們的獨特文明的形成過程中起過巨大的作用(這種作用隨著文明的發展卻趨于減弱),而當時古希臘發達的奴隸制經濟在客觀上也使財力物力趨于集中,使當時的少數人能騰出身來發展文化;在剝奪一些人的發展機會的同時卻為另一些優秀的頭腦提供了寶貴的閑暇和更好的條件,直至形成在文化上光輝燦爛的雅典的伯里克利時代。古希臘人發達的政治生活表現為直接民主制的城邦治理。古希臘倫理學和價值觀的基本特征則表現為尚知和崇理,至善在于"作為1個自然存在的人的完善",尤其是理智、哲學的沉思被強調為最高的德性。古希臘人和羅馬人是樂生的,立足此世的,他們的宗教是多神論的,他們的人生觀是自然主義的。這種重視此世和熱愛生命的精神,在古羅馬帝國時期進1步得到發展,具有公民資格的人們不遺余力地從生活中榨取快樂,許諾給大眾的"面包加娛樂"成為1種有效而一貫的統治術,這種推到極致的快樂主義不免又成為社會普遍委靡腐化和道德墮落的1個原因,在這種情況下,就發生了基督教的興起這樣1種價值大轉換。
原初的基督教精神看來處處都是和古希臘羅馬的文明對立的,它是一神的,以上帝作為一切秩序和價值的來源;它是超自然的,此世不過是奔赴彼世的一段旅程;它輕視學識,輕視古代世界的各種自然德性,如勇敢、榮譽、公正等等;它輕視財富、藝術和家庭生活;蔑視和否定世俗的快樂;對國家最初也持1種政治上的冷淡主義。它極力弘揚的德性是:對上帝的希望、熱愛和信任,對同胞的慈悲和仁愛。西方人接受和推崇基督教精神,使鐘擺擺到了另一極端:從自我的肯定轉到了自我的否定,從在生命中盡量榨取歡樂轉到了棄絕生活中的歡樂,從重視人的自然力量的發展和自我潛力的實現,轉到了僅僅把塵世的生命作為追求永生的1種手段。當然,這只是就這2大源泉的基本內核和自然推論而言的,在世俗大眾的生活中,它們并不是如此對立的,但無論如何,這種根本價值上的矛盾和沖突卻深刻地影響了西方文化的面貌。
而這正是我想強調的西方文化的1個鮮明特點:即近現代西方文化是從2個相當不同乃至對立的源泉中汲取活力的:1個是理性,1個是信仰;1個是對塵世生命的謳歌,1個是對永恒生命的希冀。在西方文明的發展中有著明顯的斷裂。當時在地中海沿岸散布的古希臘城邦早已不復存在,古羅馬帝國也已不復存在,然后是1個漫長的中世紀,直到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隨著啟蒙精神的興起又開始了另一次價值大轉換,近現代的西方文化就這樣在自身中包含著2種對立的因素,也許比起基督教的因素來更多的是古希臘羅馬的因素,而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開始了世界一體化和同東方文明的接觸撞擊過程。
然而,中華文明卻保持著長期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它首先不是在沿海,而是在黃土高原上孕育和發展起來的。然后在華北平原,再后是往長江以南發展,它雖然也有來自北方的蠻族的軍事侵擾,但并沒有真正可以同它抗衡的文化力量。所以軍事征服者反過來又要被它的文化所征服。以佛教為中心的印度文化通過羅什、達摩西來,法顯、玄奘西訪,取經、講經、翻譯、研究,逐漸滲透到華夏文化的許多方面,尤其是哲學和藝術中。華夏不僅有了中國化的佛教哲學的產生,而且在回應佛教的挑戰中又產生了宋明新儒學。盡管佛教傳入后影響很大,但中國文化并沒有象西方文化那樣產生明顯而持久的斷裂,中國文化的主干和基本內核并沒有改變。佛教并沒有激起根本的價值大轉換,并沒有形成1個象西方那樣足以同皇權抗衡甚至凌駕于皇權的宗教力量。中國的文化璀璨綿延,歷史悠久,直到近代,它所承繼包含的基本上還是秦漢以來就已大體形成的內容。在春秋戰國時期,中國文化就已經是光輝燦爛,然后是秦始皇的大一統的建立,更重要的是漢朝對這種大一統的鞏固,從而確立了基本的文化格局。此后一千多年,雖有改良和革新,但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文化革命。今天的中國人仍然是龍的傳人,中國的思想文化是儒學定于一尊而又兼容釋道的文化。中國文化以其特有的悠久、單純的傳統,以其特有的凝聚力和消化力,進入了近代世界一體化和文化大交流的時期。
十七世紀以前,西方人對中國的了解程度相當有限卻滿懷好奇,他們知道東方有1大國,有一獨特的文明,有著繁榮的政治文化、經濟生活。但是對這一文明的性質和內容卻是若明若暗。中國對他們仍帶有某種神秘和傳奇的色彩,此前,西方人聽過馬可·波羅帶來的神奇消息,看見過由中國制造的精美的產品(常常是通過阿拉伯人的中介),但與中國人的接觸主要還只是少數先驅者的事情。葡萄牙人較早就和中國人做開了生意,而重要的是,一批耶穌會教士到達中國傳教,其中1個著名的代表人物和先驅是利瑪竇(1552-1610年),他于12世紀初到達北京以后,換上士人的長袍,在談論孔孟學說中宣傳基督教義,但只得到了某種有限的成功。而基督教傳教士在菲律賓卻取得了極大成功,甚至在日本也進展迅速,而在中國卻碰到了1個根基深厚、穩定單純的文化傳統的壁壘。因此,此后兩百年間,雖有幾百名傳教士陸續到來,卻收效甚微。
比較一下此前中國人對于外界的態度是很有戇的。西方人渴望了解中國,而中國人對外界卻有點淡漠置之。實際上,早在西方的哥倫布、麥哲倫的遠航之前,中國人就已經具備了越海遠航的能力,這可以通過十五世紀的鄭和七次下西洋來證明。但是當時的"西洋"不過是南亞和西非,中國的船隊盡管綽有余力,卻缺乏繞道非洲前往歐洲的動力。這種動機的缺乏不僅和中國的自給自足經濟有關,也和追求和諧而非擴張的中國文化的價值內核相關聯。
那么,到十七世紀,中國學者又是怎樣看待西學的傳入呢?隨著西方傳教士陸續帶來的書藉和科學技術,中國學者的反應是:一方面,一批先進的學者表示了歡迎和好奇,如徐光啟、方以智等,甚至康熙大帝玄燁在支持這種交流的同時,自己也撰寫自然科學論文。但可以說,即使這些優秀者,也還是以1種居高臨下的姿態看待西方文化,還是1種被動的,對送上門的東西的感興趣。而另一方面,頑固者則極力排斥西學。如此看來,中國人對西方的曖昧不明程度比西方人對中國的曖昧不明程度更甚且不很好奇。
十八世紀比起十七世紀來是1個倒退,由于教皇與中國皇帝的沖突,康熙的繼位人禁止了基督教,而教皇則壓制了耶穌會,貿易也被嚴格地限制。雍正、乾隆時期,對內的文字獄和對外的封鎖,窒息了思想的活力,延緩了歷史的進程。但有趣的是,當時,遙遠而封閉的中國卻成為西方啟蒙運動思想家的靈感的1個源泉,成為他們贊美的1個楷模,并因此在實際的社會交往中發生過有益的作用(這種作用往往被忽視),實際上,一直到十八世紀,中國對西方的影響遠勝過西方對中國的影響。西方人當時的文化及其價值觀是以基督教為支柱的,然而,他們現在卻發現1個不信基督教的古老王國依然保持著繁榮強大和相當高的道德水準。而當時的歐洲又正處于社會變革的前夜,中國的榜樣(即使在許多方面是以訛傳訛的)就被他們援引來作為擺脫教會束縛,進行社會變革的理論武器。例如,十八世紀最大的1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在1756年出版的《道德論》中寫道:中國的最高成就是:"道德和法律",中國官吏是人民的仁慈監護人,整個國家就象1個大家庭,公共福利是政府的首要職責。重農學派的領袖魁奈博士在其《中國的專制主義》中論證說:雖然中國的皇帝是一位專制君主,但他是按"自然法"進行統治。中國社會在魁奈看來接近于完善社會的理想。總之,中國在一些啟蒙學者的著作中,幾乎被描繪成1個美好的天堂,1個盡善盡美的社會,而這種偏見卻帶來積極的社會結果,這確實是一件有趣的值得研究的事情。當時,西方對中國的憧憬向往還不僅限于知識階層,在社會上也出現過中國熱,人們熱衷于在藝術、建筑、園藝、陶瓷等方面運用中國式圖案,在富有的宅第中擺設進口或仿制的明代青花瓷,建造中國式的寶塔。而當時中國對西方的反應仍然是淡漠,關上原先開啟的大門,并沒有在士人中激起什么波瀾。
然而,正如美國的中國學家費正清所言:十八世紀啟蒙運動者所持有的這種第二手的理想化了的中國觀,不久就被那些從通商口岸回來的、對哲學不感興趣的商人和領事粗暴地粉碎了。浪漫的描繪讓位于實際的考慮。這方面的變化從西方學者對中國文化的態度的變化也可略見一斑。例如,十九世紀的大哲學家黑格爾對于中國哲學,就不象他的前輩萊布尼茨那樣一味贊美,而是評價頗低,他認為記述孔子言行的《論語》里面講的只是1種道德常識,毫無出色之處。當然,這有可能代表了另1種偏見。順手拈來的這1個例子只是想說明,當西方人比較實際地來看待中國文化時,浪漫的色彩就消失了,他們看到的是1個步履維艱、包袱沉重的巨人,他們發現了中國的落后。鴉片戰爭之后開始的一系列事件引起了中西文化的第一次大沖突、大激蕩。隨著洋貨的涌入也涌來了西方的觀念,隨著炮火硝煙和鐵蹄踐踏,一向有著優越感的中國士人不得不痛苦地承認落后的事實(至少在某些方面)。中國的士大夫懷著自尊而又屈辱的情感來對待這一事實。以儒家傳統為主干的中國文化面臨著西方文化的撞擊和挑戰,不得不回應而又不知如何回應,步步退后,直到"全盤西化"論的出現。從魏源等人對"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鼓吹,到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張之洞等發起和組織的洋務運動,從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人變法維新的圖謀改良,到孫中山領導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最后一直到五四運動的興起和"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倡導,說明中國的知識文化階層已不再抱引進西方的先進槍炮,或者先進工業技術,甚至政治制度就可使中華民族重振雄風的幻想,而是認識到需要在文化的深處,文化的核心層面(價值系統)進行一場脫胎換骨的變革,塑造新的民族之魂,才能使中華民族巍然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總之,西方文化的大舉涌入是伴隨著資本主義勢力擴張而進入中國的,這就使中西文化的第一次大規模相交,是以一場激烈的沖突和震蕩的形式來表現,在此,一方是挑戰者,一方是應戰者,一方咄咄逼人、步步緊逼,一方步步設防、逐漸撤退。如果一定要概括的話,也許可以說西方文化對中國文化的反應大致在十七世紀是好奇,在十八世紀是贊美,在十九世紀卻是頗有點鄙視了;而中國文化對西方文化的反應則表現為十七世紀居高臨下的優容禮遇,十八世紀的淡漠置之,十九世紀的震驚警醒了。而經過一番激烈的動蕩之后,二十世紀對雙方來說都應當是1個冷靜和深入思考的世紀。
總之,自從近代以來,中西文化就象兩條原先互不相交的河流,現在相交匯流了。時至今日,運用先進通訊技術,信息傳播極快,地球上的各種文化真正進入了1個相互聯系、相互影響和互相作用的時代。但是,中西文化的這種相交匯流,并不意味著在融合2種文化的基礎上產生出了另1種新的文化,2種文化仍然保留著自己的鮮明個性,交而不融,匯而不合,或者,如果一定要說這是1種合流的話,這也是1種涇渭分明的合流。交會是1個事實,而融合則只是1種可能,而且這種可能本身是大有疑問的,是值得檢討的。文化總是具體的、個別的,總是表現為一定的歷史形態,沒有普遍、抽象的文化存在。各民族的文化并不都是出于一源,也不能以某1種文化(例如西方文化)作為衡量其它文化的普遍標準。這種多元的文化觀即使在西方也日趨流行,得到了維柯與赫爾德的歷史哲學的支持。而文化研究的重點也日益轉到對各種文化的個性的研究,文化的比較常常就表現為比較各種文化之間的差異。
所以,如果問,各種文化(或中西文化)的相交是否預示著它們將融合為1種新型的世界性文化呢?我們的回答是至少在目前還看不到這種可能。在存在著多種經濟和政治體制的情況下,也不會有這種可能。隨后的1個問題就是怎樣看待中西文化相交的前景,怎樣估價這種相交中沖突的因素和互補的因素。如前所述,西方文化在與中國文化交流之前,在其自身的發展中實際上已經過一次大的沖突激蕩,這就是古羅馬時期的古希臘文化在與基督教文化的撞擊中,又獲得了新的活力,它們的相交融匯真的逐漸轉變成1種融合,融合為1種新型的文化──也就是我們現在所看到的近現代西方文化。它們沖突的結果初看起來是基督教文化的全面勝利,然而,古希臘文化中的理性主義,樂生主義又越過漫長的中世紀而顯示出自己的力量(它甚至在中世紀,在阿奎那等人利用亞里斯多德著作中的理性詮解神學的努力中就已經顯示自己了)。與這種沖突有關的教權與王權的斗爭所造成的某種空隙,客觀上也為思想文化、藝術的發展拓寬了道路。總之,且不論沖突的不可避免性,矛盾和沖突的存在也并非壞事。2種文化相交,各自對對方形成挑戰,實際上也就為各自的發展帶來了新的剌激,提出了新的課題,不管它們是不是會融合為一,它們實際上都是可以從這種對比和沖突中獲益的,它們在這種相遇和沖撞中能得到借鑒和互補。
而且,我們需要提醒自己: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以及中國文化與其它文化的交流中,我們站在自己的基點上來決定:我們究竟需要借鑒些什么和拒斥些什么。我們不能夠亦步亦趨地照搬別人。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中間實際上就不斷有人做著各種各樣的西方夢:夢想有西方的堅船利炮,夢想有西方的新型工業,夢想有西方的民主制度,夢想有1種全面的西方式的現代化……而在西方世界中,做東西夢的也不乏其人,尤其是在所謂的"后工業社會"即將來臨的時候,他們夢想著1種中國式的天人和諧、人際和諧,夢想著1種單純的悠然自得……,怎樣解釋這2種夢呢?我們大致可以說,這2種夢都是站在各自的立場上,對自己所沒有、所缺乏或失去了的東西的向往。所以,處在喧嚷的高速公路上的人可能羨慕鄉間小路的質樸單純,但是,如果我們忘記了羨慕者的這一基點,反而引證羨慕者的話來為自己死守在鄉間小路上辯護,那就是糊涂和迂腐的了。反過來說也是一樣。再舉1個例子,西方世界現在深深感到科技高度發展的弊害性一面,感到物壓迫人的苦惱,但我們不能由此就得出莊子似的結論。1個孩子不能因為長大后的苦惱就不肯長大。事實上,在沖突已經發生,復雜局面已經形成之后,真正的和諧只能是經過沖突得來的和諧,真正的淳樸只能是通過克服爾虞我詐而達到的淳樸,真正的單純也只能是由復雜而凝結成的單純。當然,我們可以在發展中借鑒別人的經驗教訓,避免別人走過的彎路,消除發展中的畸形片面因素,但是我們不能忘記基本的方面。我們不能混淆發展過度與發展不足。我們應當參考別人的意見,但我們更應當熟悉自己的基點和座標,把住自己的舵。當二十世紀的中國人,尤其是在二次大戰后出生的這一代人接觸到西方文化時,我們正好看到的也許正是西方人對自己文化批判反省最甚的時期。他們抨擊他們過份膨脹的個人主義、快樂主義和功利精神;他們批評他們民主制度的弊病(例如日益繁復的訴訟程序);甚至于批判理性本身。我們應當怎樣看待這種情況呢?比方說,當西方人在爭論他們的民主制度的弊病,爭論社會公正的問題時(如諾齊克與羅爾斯的爭論),我們應當注意什么才于我們最有益呢?我認為,我們應當重視的與其說是他們之間不一致的東西,不如說是他們之間一致的東西,也就是說,是那種得自洛克、密爾、伏爾泰、托克維爾、康德等人的近代啟蒙精神,而更深層面的基督教精神的啟迪與挑戰,則更將在今后的日子里愈來愈顯示出它的份量。

五 : 中西文化:中西文化-中西文化故事,中西文化-中西餐飲文化談

“君子以返身修德。”人不可能一下子成為思相道德高尚的人。書記:“德必修而后成。”通過修養才能成德。君子要背離自身的私欲,學習道理,努力遵行,不斷修養自己的思想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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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耶穌與孔子
耶穌被釘十架,同釘的還有2個罪犯。3個十架代表了世上的三等人:世字底下一橫,上面3個十字。
中國古代不也稱孔子為圣人嗎?你聽孔子怎樣說:“圣人,吾不得而見之矣。”他說自己不能見到圣人了。孔子說:“朝聞道,夕死可矣。”早晨聽了道,晚上死了也行。孔子講的圣人是誰?四書集注解釋:“圣人,神明不測之號。”不能測知。孔子說:“若圣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講到圣與仁,我怎么敢當?不厭其煩的學習,不知疲倦的講學教人,如此而已。他不敢稱自己是圣。他不敢稱的仁又是什么?書解:“仁者,愛之理。”“仁者,天下之正理。”“仁者,人之所以為人之理也。”這仁是愛人的理,這仁是天下真正的理,這仁是做人的論理。理學也稱道學。書記:“道,猶路也,事物當然之理,人所共由,故謂之道。”道是理,理是仁,仁是愛人,一回事。孔子告訴我們,他不敢稱自己是圣,不敢稱自己是仁愛,道理。他說自己不能見到圣人了。他說早晨聽了道。晚上死了也行。
孔子說“天生德于予”他說上天把德賦予給了自己。四書集注解釋:“德者得也,得其道于心而不失之謂也”德就是明白道理并遵守住。書解:“君子,成德之名。”有德的人名為君子,明白了君子的行為就明白了孔子。孔子說:“君子羲以為質。”君子的實質是羲。明白了羲就明白了孔子的人生宗旨。
書記:“君子學道則愛人。”孔子的行為是學道愛人。孔子說:“君子謀道不謀食,君子憂道不憂貧。”謀求道理,不謀求吃穿,憂慮自己的道德修養,不憂慮貧窮。孔子說:“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不能有吃頓飯之際違背仁道,無論是慌忙之際,還是顛沛流離之際.孔子說:“君子去仁,惡乎成名.”離開了仁愛的道理,就不能稱為君子.
“君子以返身修德。”人不可能一下子成為思相道德高尚的人。書記:“德必修而后成。”通過修養才能成德。君子要背離自身的私欲,學習道理,努力遵行,不斷修養自己的思想品德。
“君子以懲忿窒欲。”警戒忿怒,窒息私欲。
“君子以赦過宥罪。”赦免人的過錯,饒恕人的罪業。
“君子以有過則改,見善則遷。”改過遷善。
“君子以遏惡揚善。”制止罪惡,宣揚善良。
這些行為,孔子都做到了嗎?孔子說:“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親身實踐做個君子。我還沒有做到。孔子說:“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羲不能徒,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學道修德,講學教人。向羲遷徙,改正過錯,做不到這些是我擔憂的。學習明白道理并遵守住。不斷修養自己的思想品德。以仁愛的道理講學教人,改正自已的錯誤,向羲遷徙成為羲人是先師孔子的人生宗旨.
羲字的造形,上面是個羊字頭,下面我字,我字中間分開,左邊手,右邊戈,戈是古代做戰用的1種兵器。文詞里面泛指刀槍。如:揮戈上陣,反戈一擊,同室操戈等。手與戈相連,既手拿刀槍形象了我是惡。上面加上羊字頭則成了羲。“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業的。”“羔羊的血洗清了我們的不羲。我們靠著他的血稱羲。我們在恩典之下。”認識自己,認識神的羔羊,改過遷善,是謂羲人。
三等人中,除了圣人,羲人,還有一等罪人。耶穌說:“父啊,饒恕他們,因他們所做的是出于不知。”孔子說:“蓋有不知而做之者,我無是也。”不學無知,胡做非為,這樣的人我不是。孔子說:“三人行,必有我師,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書解:“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惡,而我則從其善而改其惡焉。”三等人中,孔子是從善去惡的人。
下面看孔子講的圣人之道”天下之正理”的仁是什么.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
子張問仁與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于人。”
顏回問仁,子曰:“克已復禮為仁。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已。”書解:“克之者何?殺之也。”“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羲也,民之行也。”
子曰:”有殺身以成仁””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
從上面看出仁是一些行為,具有這些行為的人不會是一般人,孔子說:”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何事于仁?心亦圣乎.”仁是圣人的心靈行為,他的行為是愛人,具體的說就是待人恭敬不欺侮人,寬恕能得到眾多的人,信實人能相信依靠,他要殺害自己,如同承擔了大祭,恢復了上天給人的行為規范.以此完成了仁愛,哪一天做到了這些,天下要歸他所有,這樣做是出于自己,他有功于天下,給人的恩惠足以使用別人,自己做不到的,不讓別人去做,他所做出的讓人也去做,他要到達的地方讓人也到達.
孔子講的圣人不能測知。孔子講的仁道“門弟子不能遍觀而盡識。””將使圣與仁為虛器,而人終莫能至矣”圣與仁被認為是孔子虛設的器材,沒有人能做到,他抑之彌高,且鉆之彌堅,既瞻之在前,又忽焉在后,讓人不可捉摸.孔子說:“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書解:“王者,圣人受命而興也,三十年為一世。”圣人是個君王,出現以后必經三十年才有仁道。孔子遺憾的說:“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圣人不出現,仁道不顯明,世界上沒有人明白孔子,沒有人按他的思想宗旨去做。
書記:“孟氏發明宗旨,目為天子之事。”孟子發明了孔子的宗旨。他把圣人之道解釋為先王之道。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孔子的宗旨被認為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君王的統治利益服務。后人評價:“孟子有功于圣門,不可勝言,故求觀圣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書記:”君子慎始,差之毫厘,謬以千里.”
關于孟子的生卒年,史籍無明確記載。有關孟子的家世資料,史籍中也很少記載。關于孟軻一生的行蹤,古籍中同樣很少記載,至于孟子一書是經誰的手寫成的,歷來就有幾種不同的說法。書中講的仁政,王道,莫明其妙,難以理解。書中的一些言論: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男女授受不親,言不必信,行不必果,輕養厚葬,勝王敗賊。這些言論對我們民族的思想意識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孔子說:“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不要因人說的好便信任這個人,也不要因人不好便廢掉他正確的話,不管是什么人,只要他的話正確,都可采納。書中:“盡信書則不如無書”這句話對了解孟子一書,了解傳統文化真的不錯。
孔子去世后“九流分而微言隱,異端作而大意乖。”他所創造的基本理倫就走了樣,經過孟子的發明,漢王朝的利用改造,至宋代程朱理學集大成的傳統文化已面目全非。變異成了為君王統治利益服務的偽道學。書中孔子的某些話。后人認為:“未必孔子之言。”“絕非孔子之言。”“所謂孔子曰,記者為之詞也。”良莠混雜,真假孔子難分,”網羅遺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把這些收集起來,在兼收并蓄之中,讓后人從其中尋找正確的東西,這便是前人給我們留下的文化遺產,下面是傳統文化的集大成者朱熹的一段話:“蓋自上古圣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于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后可庶幾也```````自是以來,圣圣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為君,阜陶,伊傅,周召之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圣,開來學。”意思是中國文化道統之傳的源頭來自上古圣神,經書中看到的證據是堯舜禹傳位時說的幾句話:“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必有這些而后方能差不多.從這以后,成湯文武周公孔孟才能以此承先啟后,繼往開來的傳下去。這關鍵的幾句話出自古文尚書“大禹謨”。古文尚書是晉代梅賾獻給朝廷的,其后在社會上廣為流傳,影響很大,明清時期,一些文人經過長期考證,古文尚書與古史不合。與古代地理不合,與古代歷法,訓詁,義理都不合,包括所謂孔安國序,全是偽造。
黃河的源頭在哪里?雪山腳下草地上。起初,他清澈,明亮,溫柔,文靜。經過黃土高原,變得急躁,狂暴,混濁不清。在入海口,他與藍色的海洋發生了碰撞,流入大海。黃河之水天上來,天上的雨雪來自大海。

中西文化_中西文化 -中西餐飲文化談


中國餐飲網消息:中國悠久歷史5000年,西方世界五六百年的社會歷程。中國有燦爛豐富、博大精深的飲食文化;西方國家則有精巧專維、自成體系的飲食文明。中西飲食文化的碰撞、交流以及融化為全人類文明起到了填補和著彩的作用。
中西文化之間的差異造就了中西飲食文化的差異,而這種差異來自中西方不同的思維方式和處世哲學。中國人注重“天人合一”,西方人注重“以人為本”。這種價值理念的差別形成了中餐以食表意、以物傳情的特點,過分注重飯菜的意、色、形,基本追求色、香、味,具有粗放型思維特征的中國人在數千年的漫長歲月中卻很少考慮飯菜的營養性。
西方人在烹飪時自始至終堅持著飯菜的實用性基本特征。從營養角度出發、落足于食物對人的健康,他們不講究花樣、輕視了飯菜的其他功能,致使除了一些吃西餐煩瑣的規矩之外,并沒有給人留下太深的印象。不同的飲食習慣造就了不同的飲食文化。中國人大而全的一貫作風,吃飯時自然是7大盤、8大碗,一是顯示了富足,二是擺足了排場;近而各地比吃、全國爭雄,最終形成了8大菜系,也就是吃方面8個不同的高手;說得雖有些低俗,但還是很能傳情達意的。
西方人都是小心眼,他們喜好小而精。對于烹飪食物,營養性和美味性就是他們的出發點和目的地。他們全力開發和研究食物在不同狀態下的營養差異,從時間、空間、溫度、濕度等細微入手,烹飪出從物理、化學角度都營養、美味的食物。吃之際,一人一盤一刀一叉,分而食之。至今雖還沒有衍生出其他派別來,但還是可以與中餐分庭抗爭的。
中西飲食文化在碰撞中融合,在融合中互補。現在的中餐已開始注重食物的營養性、健康性和烹飪的科學性;西餐也開始向中餐的色、香、味、意、形的境界發展。中西餐飲文化將在交流中共同發展!

中西文化_中西文化 -中西文化的相遇與沖突


什么是文化?文化的定義正如許多其它重要概念的定義一樣,每個人都知道一些,大家所理解的又不盡相同。在我看來,"文化"定義的歧異往往發生在外延方面(而這往往又只是由于觀察立論的角度不同),而對"文化"的理解有1個基本的內核是差不多大家都意見一致的:即文化是人創造的,是人留下的痕跡,并對人們繼續發生著影響。最廣義的文化包括人改造過的自然或自然物(所謂物質文明、工具材料等等)和政治、經濟、藝術、哲學、宗教、民俗、心理等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它可以分為實物、風俗習慣和制度,思想產品和心理意識等多種層次。至于文化的特點,我們至少可以舉出兩點:一是它的整體性;一是它的傳統性。按照被廣泛接受的五十年代美國人類學家克羅伯和克拉孔對于"文化"的定義,文化是成套的行為系統,而文化的核心則由一套傳統觀念,尤其是價值系統所構成。
所以,文化的比較應當總是整體的比較,即使是比較某1個側面,也應對進入比較的雙方整體有1個大致的、了然于胸的認識;而且文化的比較也應當是歷史的比較,我們不能割斷歷史,我們需要追溯源流,這種歷史的逆溯常常可以使我們明白差異的根源。
各種文化,包括西方文化和中華文化都有過自己一段獨立的互不相交的發展史。也就是說,在2種文化真正融匯交流之前,它們就已各自形成了自己一套獨特的行為系統,一套獨特的價值觀念。也正是這種獨特性,才預示著今后交會的可能和暗伏著沖突的根據。
西方近現代文化主要是從古希臘羅馬的異教文化,再經過以希伯來信仰為源頭的中世紀基督教文明演變過來的。也就是說,迄至今日仍在西方文化中活躍地起作用的2大源泉,1個是古希臘羅馬的文化,1個是基督教的文化。古希臘人所居的巴爾干半島及其附近島嶼,古羅馬人所居的亞平寧半島及其附近大陸,都瀕臨地中海,海洋在他們的獨特文明的形成過程中起過巨大的作用(這種作用隨著文明的發展卻趨于減弱),而當時古希臘發達的奴隸制經濟在客觀上也使財力物力趨于集中,使當時的少數人能騰出身來發展文化;在剝奪一些人的發展機會的同時卻為另一些優秀的頭腦提供了寶貴的閑暇和更好的條件,直至形成在文化上光輝燦爛的雅典的伯里克利時代。古希臘人發達的政治生活表現為直接民主制的城邦治理。古希臘倫理學和價值觀的基本特征則表現為尚知和崇理,至善在于"作為1個自然存在的人的完善",尤其是理智、哲學的沉思被強調為最高的德性。古希臘人和羅馬人是樂生的,立足此世的,他們的宗教是多神論的,他們的人生觀是自然主義的。這種重視此世和熱愛生命的精神,在古羅馬帝國時期進1步得到發展,具有公民資格的人們不遺余力地從生活中榨取快樂,許諾給大眾的"面包加娛樂"成為1種有效而一貫的統治術,這種推到極致的快樂主義不免又成為社會普遍委靡腐化和道德墮落的1個原因,在這種情況下,就發生了基督教的興起這樣1種價值大轉換。
原初的基督教精神看來處處都是和古希臘羅馬的文明對立的,它是一神的,以上帝作為一切秩序和價值的來源;它是超自然的,此世不過是奔赴彼世的一段旅程;它輕視學識,輕視古代世界的各種自然德性,如勇敢、榮譽、公正等等;它輕視財富、藝術和家庭生活;蔑視和否定世俗的快樂;對國家最初也持1種政治上的冷淡主義。它極力弘揚的德性是:對上帝的希望、熱愛和信任,對同胞的慈悲和仁愛。西方人接受和推崇基督教精神,使鐘擺擺到了另一極端:從自我的肯定轉到了自我的否定,從在生命中盡量榨取歡樂轉到了棄絕生活中的歡樂,從重視人的自然力量的發展和自我潛力的實現,轉到了僅僅把塵世的生命作為追求永生的1種手段。當然,這只是就這2大源泉的基本內核和自然推論而言的,在世俗大眾的生活中,它們并不是如此對立的,但無論如何,這種根本價值上的矛盾和沖突卻深刻地影響了西方文化的面貌。
而這正是我想強調的西方文化的1個鮮明特點:即近現代西方文化是從2個相當不同乃至對立的源泉中汲取活力的:1個是理性,1個是信仰;1個是對塵世生命的謳歌,1個是對永恒生命的希冀。在西方文明的發展中有著明顯的斷裂。當時在地中海沿岸散布的古希臘城邦早已不復存在,古羅馬帝國也已不復存在,然后是1個漫長的中世紀,直到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隨著啟蒙精神的興起又開始了另一次價值大轉換,近現代的西方文化就這樣在自身中包含著2種對立的因素,也許比起基督教的因素來更多的是古希臘羅馬的因素,而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開始了世界一體化和同東方文明的接觸撞擊過程。
然而,中華文明卻保持著長期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它首先不是在沿海,而是在黃土高原上孕育和發展起來的。然后在華北平原,再后是往長江以南發展,它雖然也有來自北方的蠻族的軍事侵擾,但并沒有真正可以同它抗衡的文化力量。所以軍事征服者反過來又要被它的文化所征服。以佛教為中心的印度文化通過羅什、達摩西來,法顯、玄奘西訪,取經、講經、翻譯、研究,逐漸滲透到華夏文化的許多方面,尤其是哲學和藝術中。華夏不僅有了中國化的佛教哲學的產生,而且在回應佛教的挑戰中又產生了宋明新儒學。盡管佛教傳入后影響很大,但中國文化并沒有象西方文化那樣產生明顯而持久的斷裂,中國文化的主干和基本內核并沒有改變。佛教并沒有激起根本的價值大轉換,并沒有形成1個象西方那樣足以同皇權抗衡甚至凌駕于皇權的宗教力量。中國的文化璀璨綿延,歷史悠久,直到近代,它所承繼包含的基本上還是秦漢以來就已大體形成的內容。在春秋戰國時期,中國文化就已經是光輝燦爛,然后是秦始皇的大一統的建立,更重要的是漢朝對這種大一統的鞏固,從而確立了基本的文化格局。此后一千多年,雖有改良和革新,但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文化革命。今天的中國人仍然是龍的傳人,中國的思想文化是儒學定于一尊而又兼容釋道的文化。中國文化以其特有的悠久、單純的傳統,以其特有的凝聚力和消化力,進入了近代世界一體化和文化大交流的時期。
十七世紀以前,西方人對中國的了解程度相當有限卻滿懷好奇,他們知道東方有1大國,有一獨特的文明,有著繁榮的政治文化、經濟生活。但是對這一文明的性質和內容卻是若明若暗。中國對他們仍帶有某種神秘和傳奇的色彩,此前,西方人聽過馬可·波羅帶來的神奇消息,看見過由中國制造的精美的產品(常常是通過阿拉伯人的中介),但與中國人的接觸主要還只是少數先驅者的事情。葡萄牙人較早就和中國人做開了生意,而重要的是,一批耶穌會教士到達中國傳教,其中1個著名的代表人物和先驅是利瑪竇(1552-1610年),他于12世紀初到達北京以后,換上士人的長袍,在談論孔孟學說中宣傳基督教義,但只得到了某種有限的成功。而基督教傳教士在菲律賓卻取得了極大成功,甚至在日本也進展迅速,而在中國卻碰到了1個根基深厚、穩定單純的文化傳統的壁壘。因此,此后兩百年間,雖有幾百名傳教士陸續到來,卻收效甚微。
比較一下此前中國人對于外界的態度是很有戇的。西方人渴望了解中國,而中國人對外界卻有點淡漠置之。實際上,早在西方的哥倫布、麥哲倫的遠航之前,中國人就已經具備了越海遠航的能力,這可以通過十五世紀的鄭和七次下西洋來證明。但是當時的"西洋"不過是南亞和西非,中國的船隊盡管綽有余力,卻缺乏繞道非洲前往歐洲的動力。這種動機的缺乏不僅和中國的自給自足經濟有關,也和追求和諧而非擴張的中國文化的價值內核相關聯。
那么,到十七世紀,中國學者又是怎樣看待西學的傳入呢?隨著西方傳教士陸續帶來的書藉和科學技術,中國學者的反應是:一方面,一批先進的學者表示了歡迎和好奇,如徐光啟、方以智等,甚至康熙大帝玄燁在支持這種交流的同時,自己也撰寫自然科學論文。但可以說,即使這些優秀者,也還是以1種居高臨下的姿態看待西方文化,還是1種被動的,對送上門的東西的感興趣。而另一方面,頑固者則極力排斥西學。如此看來,中國人對西方的曖昧不明程度比西方人對中國的曖昧不明程度更甚且不很好奇。
十八世紀比起十七世紀來是1個倒退,由于教皇與中國皇帝的沖突,康熙的繼位人禁止了基督教,而教皇則壓制了耶穌會,貿易也被嚴格地限制。雍正、乾隆時期,對內的文字獄和對外的封鎖,窒息了思想的活力,延緩了歷史的進程。但有趣的是,當時,遙遠而封閉的中國卻成為西方啟蒙運動思想家的靈感的1個源泉,成為他們贊美的1個楷模,并因此在實際的社會交往中發生過有益的作用(這種作用往往被忽視),實際上,一直到十八世紀,中國對西方的影響遠勝過西方對中國的影響。西方人當時的文化及其價值觀是以基督教為支柱的,然而,他們現在卻發現1個不信基督教的古老王國依然保持著繁榮強大和相當高的道德水準。而當時的歐洲又正處于社會變革的前夜,中國的榜樣(即使在許多方面是以訛傳訛的)就被他們援引來作為擺脫教會束縛,進行社會變革的理論武器。例如,十八世紀最大的1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在1756年出版的《道德論》中寫道:中國的最高成就是:"道德和法律",中國官吏是人民的仁慈監護人,整個國家就象1個大家庭,公共福利是政府的首要職責。重農學派的領袖魁奈博士在其《中國的專制主義》中論證說:雖然中國的皇帝是一位專制君主,但他是按"自然法"進行統治。中國社會在魁奈看來接近于完善社會的理想。總之,中國在一些啟蒙學者的著作中,幾乎被描繪成1個美好的天堂,1個盡善盡美的社會,而這種偏見卻帶來積極的社會結果,這確實是一件有趣的值得研究的事情。當時,西方對中國的憧憬向往還不僅限于知識階層,在社會上也出現過中國熱,人們熱衷于在藝術、建筑、園藝、陶瓷等方面運用中國式圖案,在富有的宅第中擺設進口或仿制的明代青花瓷,建造中國式的寶塔。而當時中國對西方的反應仍然是淡漠,關上原先開啟的大門,并沒有在士人中激起什么波瀾。
然而,正如美國的中國學家費正清所言:十八世紀啟蒙運動者所持有的這種第二手的理想化了的中國觀,不久就被那些從通商口岸回來的、對哲學不感興趣的商人和領事粗暴地粉碎了。浪漫的描繪讓位于實際的考慮。這方面的變化從西方學者對中國文化的態度的變化也可略見一斑。例如,十九世紀的大哲學家黑格爾對于中國哲學,就不象他的前輩萊布尼茨那樣一味贊美,而是評價頗低,他認為記述孔子言行的《論語》里面講的只是1種道德常識,毫無出色之處。當然,這有可能代表了另1種偏見。順手拈來的這1個例子只是想說明,當西方人比較實際地來看待中國文化時,浪漫的色彩就消失了,他們看到的是1個步履維艱、包袱沉重的巨人,他們發現了中國的落后。鴉片戰爭之后開始的一系列事件引起了中西文化的第一次大沖突、大激蕩。隨著洋貨的涌入也涌來了西方的觀念,隨著炮火硝煙和鐵蹄踐踏,一向有著優越感的中國士人不得不痛苦地承認落后的事實(至少在某些方面)。中國的士大夫懷著自尊而又屈辱的情感來對待這一事實。以儒家傳統為主干的中國文化面臨著西方文化的撞擊和挑戰,不得不回應而又不知如何回應,步步退后,直到"全盤西化"論的出現。從魏源等人對"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鼓吹,到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張之洞等發起和組織的洋務運動,從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人變法維新的圖謀改良,到孫中山領導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最后一直到五四運動的興起和"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倡導,說明中國的知識文化階層已不再抱引進西方的先進槍炮,或者先進工業技術,甚至政治制度就可使中華民族重振雄風的幻想,而是認識到需要在文化的深處,文化的核心層面(價值系統)進行一場脫胎換骨的變革,塑造新的民族之魂,才能使中華民族巍然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總之,西方文化的大舉涌入是伴隨著資本主義勢力擴張而進入中國的,這就使中西文化的第一次大規模相交,是以一場激烈的沖突和震蕩的形式來表現,在此,一方是挑戰者,一方是應戰者,一方咄咄逼人、步步緊逼,一方步步設防、逐漸撤退。如果一定要概括的話,也許可以說西方文化對中國文化的反應大致在十七世紀是好奇,在十八世紀是贊美,在十九世紀卻是頗有點鄙視了;而中國文化對西方文化的反應則表現為十七世紀居高臨下的優容禮遇,十八世紀的淡漠置之,十九世紀的震驚警醒了。而經過一番激烈的動蕩之后,二十世紀對雙方來說都應當是1個冷靜和深入思考的世紀。
總之,自從近代以來,中西文化就象兩條原先互不相交的河流,現在相交匯流了。時至今日,運用先進通訊技術,信息傳播極快,地球上的各種文化真正進入了1個相互聯系、相互影響和互相作用的時代。但是,中西文化的這種相交匯流,并不意味著在融合2種文化的基礎上產生出了另1種新的文化,2種文化仍然保留著自己的鮮明個性,交而不融,匯而不合,或者,如果一定要說這是1種合流的話,這也是1種涇渭分明的合流。交會是1個事實,而融合則只是1種可能,而且這種可能本身是大有疑問的,是值得檢討的。文化總是具體的、個別的,總是表現為一定的歷史形態,沒有普遍、抽象的文化存在。各民族的文化并不都是出于一源,也不能以某1種文化(例如西方文化)作為衡量其它文化的普遍標準。這種多元的文化觀即使在西方也日趨流行,得到了維柯與赫爾德的歷史哲學的支持。而文化研究的重點也日益轉到對各種文化的個性的研究,文化的比較常常就表現為比較各種文化之間的差異。
所以,如果問,各種文化(或中西文化)的相交是否預示著它們將融合為1種新型的世界性文化呢?我們的回答是至少在目前還看不到這種可能。在存在著多種經濟和政治體制的情況下,也不會有這種可能。隨后的1個問題就是怎樣看待中西文化相交的前景,怎樣估價這種相交中沖突的因素和互補的因素。如前所述,西方文化在與中國文化交流之前,在其自身的發展中實際上已經過一次大的沖突激蕩,這就是古羅馬時期的古希臘文化在與基督教文化的撞擊中,又獲得了新的活力,它們的相交融匯真的逐漸轉變成1種融合,融合為1種新型的文化──也就是我們現在所看到的近現代西方文化。它們沖突的結果初看起來是基督教文化的全面勝利,然而,古希臘文化中的理性主義,樂生主義又越過漫長的中世紀而顯示出自己的力量(它甚至在中世紀,在阿奎那等人利用亞里斯多德著作中的理性詮解神學的努力中就已經顯示自己了)。與這種沖突有關的教權與王權的斗爭所造成的某種空隙,客觀上也為思想文化、藝術的發展拓寬了道路。總之,且不論沖突的不可避免性,矛盾和沖突的存在也并非壞事。2種文化相交,各自對對方形成挑戰,實際上也就為各自的發展帶來了新的剌激,提出了新的課題,不管它們是不是會融合為一,它們實際上都是可以從這種對比和沖突中獲益的,它們在這種相遇和沖撞中能得到借鑒和互補。
而且,我們需要提醒自己: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以及中國文化與其它文化的交流中,我們站在自己的基點上來決定:我們究竟需要借鑒些什么和拒斥些什么。我們不能夠亦步亦趨地照搬別人。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中間實際上就不斷有人做著各種各樣的西方夢:夢想有西方的堅船利炮,夢想有西方的新型工業,夢想有西方的民主制度,夢想有1種全面的西方式的現代化……而在西方世界中,做東西夢的也不乏其人,尤其是在所謂的"后工業社會"即將來臨的時候,他們夢想著1種中國式的天人和諧、人際和諧,夢想著1種單純的悠然自得……,怎樣解釋這2種夢呢?我們大致可以說,這2種夢都是站在各自的立場上,對自己所沒有、所缺乏或失去了的東西的向往。所以,處在喧嚷的高速公路上的人可能羨慕鄉間小路的質樸單純,但是,如果我們忘記了羨慕者的這一基點,反而引證羨慕者的話來為自己死守在鄉間小路上辯護,那就是糊涂和迂腐的了。反過來說也是一樣。再舉1個例子,西方世界現在深深感到科技高度發展的弊害性一面,感到物壓迫人的苦惱,但我們不能由此就得出莊子似的結論。1個孩子不能因為長大后的苦惱就不肯長大。事實上,在沖突已經發生,復雜局面已經形成之后,真正的和諧只能是經過沖突得來的和諧,真正的淳樸只能是通過克服爾虞我詐而達到的淳樸,真正的單純也只能是由復雜而凝結成的單純。當然,我們可以在發展中借鑒別人的經驗教訓,避免別人走過的彎路,消除發展中的畸形片面因素,但是我們不能忘記基本的方面。我們不能混淆發展過度與發展不足。我們應當參考別人的意見,但我們更應當熟悉自己的基點和座標,把住自己的舵。當二十世紀的中國人,尤其是在二次大戰后出生的這一代人接觸到西方文化時,我們正好看到的也許正是西方人對自己文化批判反省最甚的時期。他們抨擊他們過份膨脹的個人主義、快樂主義和功利精神;他們批評他們民主制度的弊病(例如日益繁復的訴訟程序);甚至于批判理性本身。我們應當怎樣看待這種情況呢?比方說,當西方人在爭論他們的民主制度的弊病,爭論社會公正的問題時(如諾齊克與羅爾斯的爭論),我們應當注意什么才于我們最有益呢?我認為,我們應當重視的與其說是他們之間不一致的東西,不如說是他們之間一致的東西,也就是說,是那種得自洛克、密爾、伏爾泰、托克維爾、康德等人的近代啟蒙精神,而更深層面的基督教精神的啟迪與挑戰,則更將在今后的日子里愈來愈顯示出它的份量。
本文標題:淺談陜西飲食文化-淺說陜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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